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化政治改革的尝试

光绪五年(1879)，康有为去了一趟香港，被外国人的高楼大厦、清洁的街道和警察的办事效率深深地震撼了，这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

第二年，康有为到西樵山白云洞隐居读书，阅读了大量经世致用和西学书籍。

光绪八年(1882)，康有为第一次赴北京参加会试，但未能考中，在返回广州的路上，他到了上海。日益繁华的上海滩让康有为深深折服，他认为这才是中国的出路。

在返回广州前，康有为在上海一次购买了三千册图书，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翻译成中文的西方科技著作。他决心以此为基础，创造一套全新的学说。

康有为再一次于光绪十三年(1887)进京赶考，再次落榜，但这一次他却并非一无所获。借此机会，他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万言书，要求进献给光绪皇帝。

在这封万言书中，康有为综合了他十年来刻苦读书的心得体会，认为当今的世界大势，不能墨守祖宗成法，而应该变法维新。康有为将这封上疏交给了李鸿章，请求后者代为上奏，但李鸿章并没有答应他的要求。

回到广州以后，康有为租下了孔庙，在此创立了万木草堂，他一面开馆讲学，一面著书立说。在这期间，他先后写下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书，后来又开始动笔写《万法公理》(后出版时定名为《大同书》)。

康有为在这两部书中的言论较为大胆，他说中国历代相传的儒家经典都是假的，这在中国几千年遵循孔孟之礼的社会背景中无疑很有冲击力。他希望通过这种说法来颠覆人们的观念，却遭到了守旧派的极力排斥，给变法带来了很大阻力。有学者认为“康有为的思想是用‘西学为营养，哺育出来的思想’。但是他又披上中国古老学术的外衣”。

毫无疑问，康有为的理论和学说在广州乃至其他地区的正统学者看来，不啻为异端邪说，他们纷纷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但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康有为的学说却极其富有新意。这些年轻人从小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思想，同时又经受着“欧风美雨”的洗礼，自然怀着和康有为同样的心情。他们进入万木草堂学习，在康有为的指点下读书，并且试着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界。

康有为的渊博学识和个人魅力都深深地吸引了他们。他们和康有为一道，致力于破除儒家经典，开创维新之路的工作。其中，以一个名为梁启超的年轻人最为突出。

光绪二十年(1894)，已经36岁的康有为再一次来到北京，第三次参加科举考试。这一次与他一起来的，还有梁启超。本来这只是一次普通的会试，然而，由于甲午战争的惨败，一切变得都不一样了。

在和议中，清廷不但要赔付日方两亿两白银，还要将辽东半岛和台湾划归日方。4月底，这一消息传到了北京，官员百姓大哗，群情激愤。

朝中的一些清流派官僚，坚决拒绝签署这一和议，在他们的策动下，大批现任官员纷纷上奏，数量竟达到数百人之多。一时间，都察院门口车水马龙，人潮汹涌。

这一消息对于刚刚考完试，坐等发榜的举子们来说更是晴天霹雳，他们本是国家栋梁，一个个都有揽辔澄清之志，对于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自然不能接受，不少台籍举子甚至痛哭流涕，写血书以明志。

康有为知道，自己推行变法的机会来了。5月2日，他与梁启超等人，在杨椒山祠内召集一些举人开会，商议上书之事，最后商定由他撰写，并代表十八省举人联名上书都察院。

虽然根据近年来历史学家的研究，这一被后世称为“公车上书”的举动并未实行，而是中途夭折了。但是，康有为还是抓住了这次机会。因为过了不久，他居然被点了进土，并被授予工部主事一职。

从这时候开始，康有为的名声逐渐为世人所知，一次轰轰烈烈的变法行动就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