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的最后时刻

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努尔哈赤躺在厚厚的毡毯上，身上的毒疽隐隐作痛。壮志未酬的他心中无限遗憾，虽然他完成了女真的统一，却无法见到攻破京师的那一刻了。

努尔哈赤穷尽了毕生的精力：谋建州，平海西，统野人，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政权，打造出了一支可以与明廷相对抗的尖锐长矛；战萨尔浒，迁都辽阳，尽取辽西，确立起自己在东北边陲的绝对统治权。

广宁之战后，后金的战线拉得过长，领地内矛盾纠纷不断，努尔哈赤无力维系后院的稳定，被迫做出了毁弃广宁、弃守辽西的决定，这就给了明廷以喘息之机。待到孙承宗、袁崇焕固守宁远，后金政权才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孙承宗毛遂自荐督师辽东的那一年，山海关马世龙等人频繁出巡被努尔哈赤攻取又弃守的广宁、三岔河一带地区；驻守在辽南的毛文龙，没有了山海关的后顾之忧，也活跃起来，对靠近三岔河一带的牛庄（今辽宁省牛庄镇）、跃州（今辽宁省营口市北牛庄镇附近）等为后金政权所据的各城不断骚扰。

此外，麻羊岛守备张盘夜袭金州（今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让女真人终日惶恐；复州（今辽宁省瓦房店市西北复州城镇）的后金总兵刘爱塔偷偷地向登莱（今山东省烟台市、威海市和莱州市）地区运送军备物资，并且希望把复州当为明军的内应，一旦明军向后金展开进攻，便与其里应外合等。

毫无疑问，这些对后金政权的稳定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此外，后金政权还面临着塞外蒙古各部的觊觎。这些不利之局逼迫努尔哈赤必须对他的战略防御问题进行重新考虑。因此，为了在战略上取得主动，他只能选择将后金的首府迁往沈阳，并将沈阳改称为盛京。

虽然迁都到了盛京，但后金政权的稳定问题仍然无法解决，汉民与女真贵族之间的矛盾也不会因为迁都而化为乌有，努尔哈赤能做的，只能是迎着孙承宗和袁崇焕打造出来的铜墙铁壁进一步扩张领土。

恰在这时，明廷的党争给了他一个天赐良机。孙承宗经略辽东之后，一时间功高权重，誉满朝野。魏忠贤动用了各种手段去拉拢这位封疆大吏。而孙承宗对阉党深恶痛绝，因此对魏忠贤抛来的橄榄枝视而不见，这就让一向专横跋扈的魏阉对他怀恨在心，找借口促使他罢官。

孙承宗被罢官，辽东经略一职再度出现空缺，魏忠贤趁此机会将自己的同党高第推上了辽东经略的位置。

但是，胆怯无能、对军事又一窍不通的高第抵达山海关后，将孙承宗所做的军事防御部署全部推翻，把锦州、右屯、大凌河、宁前诸城守军，连同器械、枪炮、弹药、粮料等后勤物资一并移到关内，对绵延400里的关外土地尽皆放弃。

高第的胡乱部署让朝野上下响起一片反对之声，袁崇焕更是怒不可遏。然而袁崇焕仅仅是一个监军，无力改变身为兵部尚书、手持尚方宝剑的高第的决策，更何况高第背后还有阉党撑腰，这使得刚刚振奋起来的士气又再次陷入低谷之中。

得不到上司支持、朝中又没有后台的袁崇焕不甘心就此放弃辛辛苦苦打造出的防线，决意死守宁远。在关外城堡撤防、兵民入关的极为不利的情势下，袁崇焕率领1万余名官兵孤守宁远，抵御后金。

明廷因为内斗而产生的自我消耗给努尔哈赤创造了再侵朱明的良机。后金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正月十四，努尔哈赤率领10万八旗大军，西渡辽河，直取孤城宁远。

10万士气高昂的八旗大军，1万多被朝廷弃之不顾的明朝军队；一位是积蓄了数年力量、一生未逢一败的后金国主努尔哈赤，一位是孤立无援、从未参加过战争的山海关监军袁崇焕。双方就在这样的悬殊中，于正月二十三拉开了战幕。

然而让努尔哈赤没有想到的是，历时四天的大战，竟然以自己的惨败而告终。

宁远一役，是后金与明王朝自交战以来的第一次惨败，对八旗军队的锐气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挫败，自萨尔浒之战以来对明朝的连续攻势就此中断。这对努尔哈赤来说，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