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黑脸包青天”包拯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作为封建士大夫的一员，包拯可以说完全能够代表宋朝士大夫的一个侧面。虽然宋朝的士大夫在军事上苍白无力。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宋代的士大夫也并不是没有能人。
包拯于景祐四年(1037)正式登上仕途，经过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创业立制，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一个稳定发展时期，但也存在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外有辽、西夏与宋鼎足而立，宋朝每年以相当数量的“岁币”、“岁赐”维持着和平共处的局面。
而在国内，政治腐败，冗官、冗兵、冗费日益严重，土地兼并激烈，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接连爆发，社会矛盾、阶级矛盾都在发展，政治、经济危机四伏。
包拯虽然没有像在他之前的范仲淹和在他之后的王安石那样，提出和推行一整套系统的新政和变法，但他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提出和实行了许多具体的改革措施，兴利除弊，为民造福。
包拯的改革主张，其目的是巩固宋朝的封建统治，但从客观效果上看，却有利于当时的下层人民。包拯之所以为天下百姓所爱戴，原因很大部分也在于此。
司马光在《张方平第二札子》中说：“向者仁宗时，包拯最名公直。”与司马光同时代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也说：“包孝肃尹京，号为明察。”枢密副使吴奎所撰《孝肃包公墓志铭》说：“宋有劲正之臣，日‘包公’。……其声烈表爆天下人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
宋神宗时，西羌俞龙珂投宋，对押伴使说：“平生闻包中丞拯，朝廷忠臣，某既归汉，乞赐姓包。”神宗允其所请，赐姓名为包顺。
从像司马光这样的士大夫，到童稚、妇女、小夫、贱隶，都对包拯倍加赞扬。当然包拯也不是浪得虚名，《宋史》上记载的包拯的两件事情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包拯担任天长县知县期间，有盗贼将人家牛的舌头割掉了，牛的主人前来上诉。包拯说：“你只管回家，把牛杀掉卖了。”不久又有人来控告，说有人私自杀掉耕牛，因为当时法律规定，不准私自屠宰耕牛。于是，包拯道：“你为什么割了人家的牛舌还要来控告别人呢？”这个盗贼听罢又是吃惊又是佩服。后来，包拯任端州知州，端州这地方出产砚台，但他在任职期间，他没有拿一块砚台回家。
包拯这种铁面无私的性格受到皇帝赏识，所以朝廷于庆历三年（1043年）将他调到东京府。这是包拯自进京考试之后，第二次来到京城。他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监察御史虽然没有多大实权，但对包拯来讲，却十分重要，这是因为，从此包拯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并且可以对朝廷各个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实际上，包拯在任监察御史期间，确实对北宋的内政外交提出过许多批评和改进办法，并且还曾出使辽国，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博得赞赏。
包拯对待百姓可以说是“爱民如子”，而对待贪官污吏则可以说是“疾恶如仇”。无论是宰执大臣，还是皇亲国戚，见其有过，包拯必加弹劾，以至于“包弹”在当时即成为一句典故。宋蔡修《铁围山丛谈》卷三记载：“都邑谚……目人之有玷缺者，必曰有包弹矣。包弹之语，遂布天下。”
包公的清名一方面也来自宋朝的吏治腐败，中国历代都有奸臣，宋朝尤其突出。不算个别为非作歹的奸佞之臣，仅群体性作乱的奸党就有“六贼五鬼”。“六贼”是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朱劢、李彦，“五鬼”是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硅，以后还有秦桧、贾似道、韩佗胄等。在奸臣群出的宋朝，包拯确实是显得格外抢眼。
宋朝的吏治给了包拯充分发挥其“包弹”特长的空间，比较著名的弹劾有两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