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的佛教复兴运动与佛教社会主义

二战结束后，东南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如火如荼，先后获得民族独立，在殖民统治时代受到歧视和冷落的佛教文化，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1956年前后，各国政府与佛教组织借佛陀涅槃2500年的庆典而将当代佛教复兴运动推向高潮。尼泊尔在首都加德满都举办了第4 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大会，开幕式有万人参加，马亨德拉国王亲自主持。

在印度，印度首任司法部长、被人们称作印度" 宪法之父" 的安培克(1891-1956)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安培克曾长期致力于印度教的内部改革，希望以此能够使贱民享有与其他种姓教徒同等的机会，但传统势力的攻击和阻挠最终使他认识到" 贱民除了佛教的教诲，别无选择之路"。

在安培克看来，佛教是同婆罗门教和印度教做斗争的宗教，它主张" 四姓平等" ；佛教比较理性化，不像印度教那样迷信，也不美化贫困；佛教是印度土生宗教，皈依佛教无需放弃印度文化；此外，佛教是一种国际性的宗教，皈依佛教有利于其他国家佛教徒的援助。

1956年佛陀涅槃2500周年大祭之际，保存在中国的佛牙到缅甸巡展、2000部新结集的巴利藏经的献经仪式、包括吴努总理幼女在内的2688名少年集体剃发、世佛联总部迁往仰光(1958）以及吴千吞当选为世佛联主席等一系列的活动将缅甸的佛教复兴运动推向最高峰。

当代佛教复兴运动除了各国政府出钱资助佛教事业，政府首脑身体力行提倡佛教，举行各种大型活动振兴佛教之外，还在思想界和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 佛教社会主义" 思潮。

斯里兰卡的佛教界，宣传佛教社会主义的既有青年学生，也有佛教知识分子，还有像班达拉奈克、贾亚瓦德纳等政治家。其基本主张是在社会主义与佛教教义之间求同存异，如维迪耶楞伽罗佛学院副院长哈迪耶潘纳拉曾在《佛教与马克思主义》中确信，社会主义与佛教不仅不存在着对立，而且在终极目标和社会改良方面有着共同的基本点。班达拉奈克执政后将外国茶叶种植园收归国有，把土地重新分配给无地农民，并强调以社会主义的原则限制" 地主私有制" 和" 资本家利益"。

缅甸的佛教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曾任总理的吴努和曾任国防与矿业部长的吴巴瑞。吴努青年时期曾组织" 红龙读书会" ，并部分摘译了《资本论》，虽然他也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佛教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他始终把佛教看得高于马克思主义。

吴巴瑞在这一点上不仅与之相同，而且表述的极其明确："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占据着较低的层次，而佛教哲学是较高层次。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的是世间的事务并努力解决人生的物质要求。而佛教哲学解决的是心灵上的问题"。

泰国高僧佛陀达沙虽然幼年曾继承父业经商，但他出家后多次抨击资本主义制度。反对剥削，要求消灭贫困。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相互制约与重视他人这二个原则与佛教有共通之处，" 这方面的模范便是为众生舍弃一切的菩萨" ，尽管他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与人为善、人人为家，并认为" 佛陀具有社会主义的理想" 。

但是他不赞成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资产国有化政策，认为这也是一种贪欲、会造成另一种剥削。因此他主张佛教最根本的道路是既不会认同于资本主义，也不会是共产主义。

然而无论是斯里兰卡、缅甸的佛教社会主义，还是泰国的佛教改革派，其最基本的立足点是佛教教义，社会主义只是其用来完成其民主革命的工具，在他们心中，最崇高和最完美的还是佛教境界。

现代社会中，佛教复兴运动和佛教社会主义过分宣扬佛教，甚至想让佛教处于独尊地位，这就无形中伤害了其他宗教信徒的感情，造成宗教、政治和民族方面的关系紧张和冲突；而在尊崇佛教过程中所耗费的大量的人力钱财，加大了国家和人民的负担从而" 使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损害" ，使本来就很脆弱的国民经济迟迟难以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