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安石为什么要急于推行变法改革

北宋王安石为什么要急于推行变法改革

北宋究竟到了什么样的地步，才会让王安石这么着急，非革了祖宗的命不可？

宋朝到神宗之前，顺当地过了百年，有过五个皇帝，分别是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和英宗，都不算是问题皇帝，还有一定的作为。

平稳也就意味着没有太多的起伏，看起来是平静，但静水下面往往暗流涌动。要说没有危机是不可能的，否则，当年范仲淹也没有必要来个庆历革新，最后还抱憾而终。

有变化难免就有坏的东西滋生，宋朝和平安定的日子过久了，人口不断增加，国家开支也大幅度增长；再者和平对军队来说也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好消息，士兵队伍越来越庞大；端“铁饭碗”的官员也越来越多，官僚体系臃肿，难免滋生蠹虫等，所有这些，时时刻刻都伸手向国家要钱，国家财政也就成了问题。

神宗不愿当一个平凡的守成之君。他想告诉臣下，自己要有所作为，对得起世人。但他需要时间去物色志同道合的臣子，等待更合适的时机。

这时，王安石的声音让他感到慰藉，神宗登基不久，王安石便平步青云。这场改革的两大角色——主持者和执行者都己敲定，就看君臣二人的能耐了。

这场革新直接指向了陈腐的封建经济思想，和如此强大的敌人博弈，注定这不会是神宗和王安石三把火的一个过场秀，更不会是压倒性的胜利。

我们来看一下王安石和神宗的敌人们——韩琦、富弼、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另外还有两个女人：曹后和高后。他们中有几个是大名鼎鼎的重量级人物，这些人加起来组成的反对派，力量之大，对比之下，改革派这边从声势上就处于下风，这场改革更像是王安石和神宗的一场独角戏，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改革的内容一出来，两大阵营自然就形成了。

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理财作为当务之急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变法内容涉及商业、农业、教育、军事各个方面，改革面之广，远胜庆历当年。总体来说，改革夺取了大商人的部分利益，照顾了农民，但更多的是让国库充实。

变法措施不可避免地抢走了贵族的“生意”，改革遇到了阻力。改革之所以为改革，恰恰是因为它的对象是旧势力。改革派的敌人其实从人格、人品来论是一等一的没问题，反对派的人物在对国家的忠诚度上是毋庸置疑的。

但为什么同样忠诚，却有截然不同的想法呢？

其实，这些都是表面上的东西，王安石背后最大的敌人是儒家的传统。李存山在《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中挖掘到了最深的东西：“从思想传统的角度说，关于王安石变法的争论显然受到儒家的‘体用’‘本末’和‘义利之辨’思想传统的影响……当他在行动上和口头上转向以‘理财’为急务时，他就违背了儒家的这个传统。”

千百年来，凡是挑战封建传统的变法，都难以善始善终，远有商鞅，近有范仲淹，王安石也摆脱不了这个宿命。

当时的北宋吏治腐败，世风日下，整顿官场是传统儒家治国要务，而王安石的理财把财政商业化，不说本末问题，光这个思想就己远远地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在商人地位不高的年代，政府和商业扯上了暖昧关系，这在儒家传统面前显然是过不了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