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并成为反对派首领
其实，无论从私人情谊上讲，还是从政治态度上说，王安石变法之前，司马光与王安石十分和谐。
当时的嘉祐四友，就有王安石与司马光，从当时主张改革时弊的文论奏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人的政治观点也基本相同。
那么，司马光为什么会忽然激烈反对王安石变法，直到成为反变法派的首领呢？其原因在于司马光认为王安石新法“与民不利”。
变法之前，王安石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主张和意见，但是，变法开始之后，王安石实际上把发展生产放在了次要位置，而急于解决财政困难问题，这也是宋神宗迫切要求解决的首要问题。
他曾召集王安石、司马光等，询问如何解决财政困难。司马光回答，首先应该节省朝廷开支，注意节流，如皇亲大臣的大量赐物，就可以省下来。
王安石站得高，当然不会同意这种看法，他说节省开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应该想方设法增加朝廷收入。而要增加收入，必然要增加对地主与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的税收或变相税收。
司马光当场激烈反对王安石的这种主张，他说：“天下财物百货是有限的，不在老百姓手里，便在政府手中，如果增加税收，就是侵夺百姓财富，造成民穷国富。”
王安石在变法实践中，当然也就没有听取司马光的意见，用各种办法加重了地主、农民等的负担，从而解决了财政困难。这也就成为引发司马光与王安石的矛盾的一个导火索，由此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尖锐。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儒家思想对封建统治的作用巨大。但到了宋王朝，已经开始僵化，儒家的保守思想灌满司马光们的脑袋，在那场举世闻名的“濮议”中，司马光率领他众多党羽的所为就是最生动的例子。
僵化的司马光势必会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与斗争，尽管他们以往“特别友善，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宴谈终日”。
王安石的改革面比范仲淹大百倍以上，道德的勇气使他坚定不移。他虽然也属儒家学派，但他解除了儒家加给自己的束缚，在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中思索与前进。这并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做得到的。
